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投资还是消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敬琏指出，就中长期动力而言，用生产函数作为分析的理论框架更为合适。30年来改革开放释放了潜力，使中国在生产函数的四个要素——土地、劳动、资本和效率上，推动了经济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经历30年经济高速增长之后，中国需要寻找未来的经济增长动力，避免进入中等收入陷阱。新一届政府也需要通过配套改革方案保持增长以及生产水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敬琏指出，分析中长期经济增长动力需要借助正确的理论框架。许多人用“凯恩斯主义”的短期经济分析框架，认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是投资、消费、出口。主流和官方的政策取向也普遍相信，中国出口不力，消费不振，所以经济增长最后还要依靠投资。但是这个框架并不适合分析中国的中长期经济增长。就中长期动力而言，用生产函数作为分析的理论框架更为合适。30年来改革开放释放了潜力，使中国在生产函数的四个要素——土地、劳动、资本和效率上，推动了经济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政策界和学界对中长期经济增速的高低和支持因素向来不乏争论，参加博源5周年学术论坛的中外专家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大致分为两个阵营。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认为，中国还有以年均8%的速度增长20年的潜力，而决定这个高增长速度的基本因素在于中国对后发优势的把握，而且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的速度也在于后发优势的大小。中国人均GDP跟发达国家人均GDP的差距，实际上就反映中国平均的技术跟产业水平和发达国家的平均技术和产业水平的差距。2008年中国大陆人均GDP为美国当年的21%，相当于日本在1951年、新加坡在1967年、中国台湾在1975年、韩国在1977年和美国的人均GDP差距水平。在这一差距水平上，日本维持了20年年均9.2%的增长，新加坡维持了20年年均8.6%的增长，中国台湾地区维持了20年年均8.3%的增长，韩国维持了20年年均7.6%的增长。如果和美国的这个差距所蕴含的后发优势能让几个东亚经济体实现年均7.6%到9.2%的增长，从后发优势的潜力来看，中国应该还有20年平均每年8%的增长潜力。

    他指出，德国是在1971年达到人均GDP17000美元的，当时，德国的人均GDP已经是美国的81%；日本是在1977年人均GDP达到17000美元的，那时日本的人均GDP已经是美国的70%。如果因为2008年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的影响，美国的人均GDP从2010年以后停止增长，当我国的人均GDP达到17000美元时，也仅为美国的41%，远低于德国的81%和日本的70%。即使在未来几年大陆的人均GDP按2005年的美元购买力平价计算达到17000美元，大陆和美国的差距也仅相当于日本在1962年、新加坡在1973年、中国台湾在1986年、韩国在1990年和美国的差距水平。这几个经济体在上述年份之后，都还维持了十来年的高速增长，所以，即使中国的人均收入达到相同的绝对水平，后发优势的潜力还很大。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则认为，中国将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速增长，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是7%~8%，2015年是7%或7%以下，2020年为6%左右。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后，一旦经济不再以投资为主，增长速度肯定会下降，所以8%~9%不可能。他的研究表明，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进入工业国家阶段的经济体中只有13个取得了成功，其他大部分落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取得成功的东亚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在内，在经历了二三十年经济高增长后，当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的时候，增长率都出现了下降，下降幅度大体上是在30%~40%。日本下滑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韩国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德国在上世纪60年代后期。中国和这些东亚经济体的增长轨迹非常类似。如果历史经验有效，用三种不同方法估算的结果得出的大致判断就是,中国经济可能在2015年左右下一个台阶，GDP增速降到7%或以下，而非继续保持8%的上行趋势。

    他认为，中国最近两三年的经济现象也对经济下行的预测有所支持。第一，过去两三年基础设施投资在总投资中的比重在持续下降。第二，广东、江苏、山东、浙江、上海、北京等，增 长速度以前在全国是领先的，但最近几年已经落到全国的后面，这些省市的人均GDP水平都已经达到11000国际元(测算也表明，2012年中国人均GDP已经超过了9000国际元的水平，2013年接近10000国际元)。中国将由高速增长期转为中速增长期是一个现象，背后最重要的是经济结构的变化。当转向依靠消费、依靠服务业发展的时候，实际上需要完成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更多强调效率的提升，这就对改革提出了挑战。

    以上持不同观点的双方，都强调中国未来经济增长将更多依赖于全要素生产率（TFP），但中国整体TFP本身的增长速度却在降低。美国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中国经济与企业研究中心经济研究部主任伍晓鹰测算了全部及重点工业部门的TFP，发现TFP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00年代中前期经过了一段比较强势的增长之后就停顿下来。2000年代中期以前，成品部门和半成品部门（下游部门）的TFP有很强的增长，原因在于生产和出口直接面对世界市场，竞争力较强，而且也受益于来自上游能源和原材料两部门的“交叉补贴”。这种交叉补贴可以从能源工业和基本材料工业的TFP长期负增长或停滞的情况中看出。这种用一个TFP持续负增长的上游部门来维持一个TFP稳定增长的下游部门的情况，是无法长久下去的。最终整体经济的效率只能是越来越下降。

    当然，不论TFP已经减速了多少，今后的一个重要的政策课题是如何通过改革来提升未来TFP的增长潜力，或者至少缓解TFP的继续减速。

    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丰表示，考察中国人口起跑线水平，就会发现中国的中长期增长潜力不容乐观。从劳动力供给看，如果按照20~59岁定义为劳动力人口，而不是15~64岁，2013年中国的劳动力总量是7.9亿，并没有之前宽口径估计的9亿那么充沛。2012年是经济转型的关口，也是中国人口红利彻底消失的一年，从2012年开始，中国有效生产者增长速度会低于有效消费者的增长速度。在韩国和日本达到美国人均收入1/5的时候，老年人口的比例是4%~5%,它们用了20年的时间才达到中国现在人口的老化程度。而中国从2006年开始，老年人口比例（65岁以上）的增长速度在未来20年会从8%上升到15%。而且研究也表明，中国低增长率的开始也是跟人口老龄化加速的时间相一致的。